青年历史学者周琳初登大学讲台时，开过一门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课，学生们是选历史做第二学位的本科生。12年后，当她辞去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职务，重新回顾那门课时，她坦率承认，“当时讲得太糟糕了”，“我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，讲到五代、宋，很多地方自己都没真正懂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讲”。
说到这里，她运用了“东野圭吾式的逻辑”解释：有些历史著作读者看不懂，不是读者的问题，是写作者的问题，“或许作者自己也没懂，或许懂了，但是没有想到读者”。
2022年，周琳转向公共历史写作。她的第一本书是《浮生明灭：历史深处的宋人》，有意弥补当初课堂上的“底气不足”，选了9位历史人物，包括赵匡胤、刘娥、赵构、辛弃疾、宋慈等，重新讲述那段400年的历史。
重新“置换”自己的公共历史写作
构思《浮生明灭》的结构时，周琳首先就把王安石作为必写对象。他主导的“熙宁变法”毁誉参半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还牵扯到宫廷斗争和党争。这段历史纷繁复杂，至今都有很高的书写热度。但正因为这样，要把王安石写出新意，就很不容易。
她从历史上那场著名的君臣奏对开始。熙宁元年，21岁的宋神宗与48岁的王安石第一次相见。会见时，周琳有意呈现了君臣“不投机”的戏剧性一幕。故事开头就自带冲突节奏，在短视频流行的时代，这是吸引读者/观众的常见手法，在传统的历史写作中却很少见。
写《浮生明灭》期间，周琳买了国内非虚构写作翘楚李海鹏的写作教程音频课，反复听了好几遍。李海鹏在课程里强调，要发挥理解力，让旧选题焕然一新，并讲了很多案例来说明如何呈现故事的戏剧性。她做了大量笔记，一点点揣摩如何搭建自己的结构、节奏。
周琳还上过知乎写作营，发现虽然自己写不了课上说的“小爽文”，但是许多抓住读者的技巧还是颇为受用。最近，她的第二本公共历史写作快完成了，与此同时，还在看刘军强的《写作是门手艺》，学习如何理清干扰作者的思路。
周琳把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探索，称为“重新置换自己”，“把原来做研究时形成的写作‘肌肉记忆’全部忘掉，重新建立自己的语言表达特点和风格”。这个过程花了三年，看了无数国内外经典的非虚构作品。她说，真正写的时候其实蛮孤独的。“我总是在想：我的读者是谁？他们能够接受怎样的文字？会觉得浅了吗？”
写作从“浅”到“深”，周琳花了十几年。2021年，她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《商旅安否：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》。该书脱胎于她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博士毕业论文，出版前花了很多心血修改，但是题材太冷门，专业性太强，她觉得全世界真正能够从头看到尾的，应该“不会超过5个人”。
豆瓣网上的阅读记录显示，《商旅安否》有57人读过。但评论点赞最多的一条留言，“序言对社会经济史学术的分析总结极好”，却依然“看不下去”，“原来大家都觉得读起来有点费劲”。网友的留言对周琳触动很大。“作为一个以写作为工作的人，写出来的书别人看不懂，或者想看也看不进去，写作的意义在哪儿？”她回忆说，当时就有种“写作信念轰然坍塌”的感觉。
其实周琳早就发现，与大多数历史学者相比，自己对讲故事更感兴趣。这是修昔底德写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、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代，史学家都具备叙述的能力。“每当看到那种比较善于讲故事的书，我都会很兴奋，自己也试着写了几次历史故事，写起来居然很顺手。我就觉得，这可能是我的天赋所在。”
历史学家通常是讲故事的高手？
周琳是独生女。6~10岁，她跟着父母在西藏，有一个无束缚的快乐童年。她在家附近到处玩，人们几乎都认识她。后来，一家人回到重庆，她读初中，经历了成长中的阵痛，自认变成高敏感的i人，说话声音也细细的。但是，在五角场附近一个连锁酒店噪杂的大堂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，说到自己有历史写作的“天赋”时，她的语气很自然，充满自信。
“历史学家通常是讲故事的高手”，周琳在《浮生明灭》里写道。从19世纪开始，欧洲史学界率先向“科学化”转型，追求像自然科学一样构建一套通用的概念和理性分析方法，并在20世纪初开始影响到中国史学。历史学中最传统的“讲故事”能力，也被视为落伍、没深度。新的研究范式提升了历史学的问题意识、分析力、洞察力，带来的问题则是很多学术作品可读性不强，远离公众，“只有拨开晦涩的语言、刻意的炫技，才能理解作者究竟想说什么”。
意识到自己擅长的表达与学术界通行的语言是两条路，周琳感到了撕扯的痛苦。博士毕业后，她顺利进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，随着学术沉淀，三十来岁就评上副教授，在外人看来相当光鲜、体面。但周琳说，只有自己才知道，她是穿着一双磨得“血淋淋的鞋”。
在一档播客访谈中她直言，对大学工作，有两点极其不适应。一是报销，每次填的报销单，总是不合规范，被财务反复退回重填，以致有些金额不大的费用，她索性自己花钱倒贴，后来发展到看着报销单大脑就“宕机”，“还曾经对着一堆发票嚎啕大哭”。二是上课，备课会花很多精力，就没时间写论文、申请课题，而后者才是老师们考核的重点。尽管周琳在历史学院的KPI考核中居于前列，但她始终觉得在教学和科研之间找不到平衡点，每天内心都在被消耗。
她把这些经历比作“暗伤”。后来在历史研究中，也总能在历史人物身上敏锐识别出此类感受，借以加深对他们的理解。“其实我和川大，还有川大的同事关系都很好”，她解释，只是和体制“不太兼容”，最后决定“放过自己”。她还强调，不觉得自己辞去名校教职是一个“有勇气选择”的“爽文”叙事，而是原来那条路走不下去了，得想办法为人生调转方向。
最终，周琳转而从事公共历史写作。她想做自己擅长的事，捡起历史的叙事传统，重新打量历史中的人，借此推动一些历史常识的回归。“我们老师辈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宏观结构已经理得比较清楚了。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如果能够做点事，应该落在更具体的层面——人和时代怎样衔接、时代之中人的感受、人的本质如何在时代中呈现。通过讲历史故事，让大人物和小人物都能卸下‘工具人’‘面具人’的壳，被真正看见。”
对话周琳：从宇宙的维度看，大人物和小人物没什么不同，都是微观个体隐瞒早年身份的辛弃疾
第一财经：《浮生明灭》里写的人物，大多是公众比较熟悉的，为什么还要去重写他们？
周琳：之前的历史写到他们时，很多时候都把他们当成“工具人”或“面具人”。只有把他们当真正的人看，重新书写，才发现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，有喜欢，不喜欢，有恨，也有怕。《浮生明灭》里要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别人当人，哪怕这个人在你心里有极大的刻板印象。把别人当人，就是把自己当人。看别人在历史的夹缝中勉强生活，我们也一定要放过自己。
比如辛弃疾，历史需要他扮演一位爱国诗人，所有关于他的叙事都在“爱国”上不断增加。我就想表达，“爱国”之外，他有没有别的东西？很多人写辛弃疾生命的终点，都是大呼“杀贼！杀贼！杀贼！”，随即悲愤去世。我就只说了一句“他终于解脱了”。我更希望讲他光环之外的东西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人物。
第一财经：关于辛弃疾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分析他隐瞒了自己的前半生身世。我以前上宋代文学史的课，老师也没说过这些。这是你自己的发现吗？
周琳：对，我通过这本书要问的就是，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问题，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来？
第一财经：你是怎么意识到辛弃疾的身份有问题的？
周琳：是看辛弃疾早年的材料，也包括他著名的《美芹十论》时，感觉到的。我很喜欢看犯罪推理小说，只要能找到的推理小说，我都看。我很喜欢东野圭吾。看了很多侦探推理小说后，我慢慢形成推理意识，学到把一个人、一件事情当成一道题来分析，多打几个问号，不把问题简单化。
一看辛弃疾的史料，我就感觉不对。作为南宋顶尖词人，留下那么多诗词文章，为什么一辈子就只有一次，在给皇帝上书的对金作战长文《美芹十论》里，才用文字公开讲述他的身世？而且那里面说的家世经不起推敲。
他写祖父叫辛赞，靖康之难时，因为不忍离开家人和宗族，留在北方，成了伪齐的官员，在很多地方任过职。北宋史书中没有辛赞的记载，这很正常。但在伪齐和金朝的重要地方都做过官，就应该有辛赞的记录，同样也没有。
写《美芹十论》的时候，距离“靖康之变”只有38年，辛弃疾在北方的家族大概还在。如果他的祖父害怕投奔南宋会连累家族，他就不怕吗？要知道，金朝对叛逃者家族的惩罚极其严酷，族长杀头，产业没收，甚至邻村的人都要被拷打、惩罚。而且当时南宋和金朝之间还有很多间谍，辛弃疾的一举一动都会传到北边，更何况他带着几十个骑士从北方到南宋，一来就引起轰动。
所以我认为，作为由金朝投奔南宋的“归正人”，辛弃疾当时不可能如实公开自己的姓名、祖父的姓名和为官经历。更合理的推测是，他用了一个假名，编造了一个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身世。这不是欺骗，而是当时不得已。否则，他肯定会把童年或家乡作为锚点，像别的文人一样反复书写。他一定是心里有苦，才不写。
为什么没有人怀疑辛弃疾呢？就是长期以来受到固化思维的影响。这需要一个脑筋急转弯的思维，也就是推理思路，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，从一些具体的细节中，发现可能潜藏的大问题。
微观史不是只能写小人物
第一财经：这些年微观史比较热门，很多人提到微观史就想到小人物，不会想到大人物。这种认知误区是怎么形成的？
周琳：微观史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意大利最早出现，代表作是《奶酪与蛆虫：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》，后来还有《马丁·盖尔归来》等。这些作品都聚焦小人物，慢慢地大家便以为，微观史就该写小人物。
写小人物总能够发现一些鲜活的、突破刻板印象的东西，写大人物更难，得在脑子里把对他们的固有认知抹掉，重新建立一套新认知。写出来后，有些人还会觉得冒犯了他的既有认知，会骂作者，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干“费力不讨好的事”。其实从宇宙的维度来看，大人物和小人物没什么不同，都是微观个体。
第一财经：所以你才说，传统历史写作中，不仅小人物不被真正看见，大人物也一样。
周琳：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历史上留下来的表层，和底下一层也是不一样的，这是我看莫高窟的体验。
莫高窟最漂亮的洞窟之一是第220窟，但它一直被别的壁画覆盖。民国时，工作人员维修时发现部分壁画剥落，看到宋代壁画下面，还有很艳丽的色彩，剥离表层后，才发现下面还有更漂亮的初唐壁画。很多历史人物也是这样，因为是“大人物”，就要扮演某种角色，被贴上某种标签，被涂抹很多东西，“工具人”和“面具人”之下的个人特征更不容易被看见。
就像220窟一样，表面的东西剥开后，下面的那一层说不定更吸引人。
“盛世”的概念值得反思
第一财经：关于宋朝，以前都说是“积贫积弱”，后来又有人说那是很好的时代，“风雅”。从你选取的这些大人物的人生经历来看，我觉得宋朝多数时候大家都过得挺苦。你怎么看？
周琳：这就涉及我《后记》里的最后一个问题：宋朝究竟“好”还是“坏”？其实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，因为要写就太长了。首先，北宋和南宋就很难放到一起评价，两者分别是不同“政治基因”的集合，各种“基因”或政治取向动态地重组，形成阶段性变化。所以我提出一个问题：在一个号称不错的时代，为什么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，都被困在无法挣脱的悲剧当中？
这还涉及另一个问题：“盛世”这个概念值得反思。什么叫“盛世”？同一个时代有不同评价，比如宋朝，有人说有盛世，但也有人写《大宋繁华：造极之世的表与里》；康乾盛世，有人夸赞，也有人写《饥饿的盛世：乾隆时代的得与失》。
“盛世”要看是谁的“盛世”。一个还不错的时代，是建立在对很多人的压抑和牺牲基础上的，就要看这样的“盛世”值不值得。
第一财经：后周两位皇帝郭威和柴荣，他们的统治加起来只有8年，你对他们评价挺高的？
周琳：其实对这两个历史人物，我觉得自己没有看透。从我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，我觉得他们是有点“超人人格”。950年，后汉隐帝刘承佑出于猜忌，在开封城大肆屠杀权臣及家属，郭威和柴荣当时镇守邺都逃过一劫，但是他们在开封的家人被灭门。
在人生遭遇那么大变故的情况下，他们还能够升华出好好做事的理念。后周一建立就开始改革，减轻徭役、整顿吏治、安置流民，等等。在五代那样的乱世，皇帝能克制自己的权力欲和野心，耐下性子做培育社会、改善民生的工作，非常少见。几乎历代文人，都对郭威和柴荣评价非常高。
但从我个人来讲，还是会有一点点怀疑，觉得有哪些地方没有写透。我很难想象，一个人在经历了那样大的灾难之后，居然能够向善，能够有对天下的一种悲悯。我写他们，是为了写宋太祖赵匡胤，不能在这两个人物上面停留太久，只好就根据看到的史料那么写下去了。
历史人物人生中的“暗伤”
第一财经：你怎样看透一个人？古希腊神庙刻着“认识你自己”，我们其实认识自己都很难，又怎样去认识古人呢？
周琳：我肯定也不可能真正去识别书里的每一个人，但是会尽量多看史料，然后从文学家那里学一些方法，增加对人的了解。我写《浮生明灭》时，读了很多文学作品，还有非虚构写作。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两本书，茨威格的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：十四篇历史特写》，汉娜·阿伦特的《黑暗时代的人们》。
我留意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也会加深对历史人物的理解。比如宋慈，根据留下来的历史记录，作为“法医”的他在当时显得太怪异、太孤独、太超前。他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，与我们已知的南宋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，在主流社交圈，似乎也格格不入。我觉得，宋慈很可能有阿斯伯格综合征。虽然用有限的史料去做人格和心理分析，通常是不合适的，但我基于生活中对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深入了解，强烈感受到宋慈有这方面的人格特征。
在书里，我很多时候都在讲历史人物人生中的“暗伤”。那些伤害是漫长的、慢慢发酵的，对人慢慢影响，很多时候别人也理解不到，只能自己去慢慢消化，或者形成某种人格，然后做个“壳”把自己防御、保护起来。我关注到这些，是自己也经历过——做大学老师时，别人看着都挺好，但我其实穿着一双完全不合脚的“鞋子”，脚磨得血淋淋，只是别人看不出来。
南宋高宗赵构身上的暗伤尤其明显。他的生母是位分很低的婉容，宋徽宗的儿子特别多，从小母子在宫中就是“小透明”，他在被忽视中长大。靖康元年，北宋和金军议和，赵构作为“弃子”，被皇兄选作人质去金军大营，甚至宋军还制造了一场事前声张的“偷袭”，想置他于死地。“靖康劫难”中，赵构侥幸逃脱，又被全亚洲武力最强的政权倾举国之力追杀，开始漫长的逃亡。
赵构经历过的这些暗伤，作为皇帝自然不能说出来，因为皇权制度本来就要求皇帝“去人格化”，不能让世人看到他身上“人”的一面。但创伤不会消失，会对他造成伤害，他就要筑起一层“壳”保护自己。
史学家认为，尽管都是宋，但北宋和南宋绝对是不一样的国家。尤其是皇权，从赵构开始就有明显的独裁倾向。因为他必须集权，才能让国家在狭窄但相对可靠的轨道上运行。
慢慢地，从皇帝到知识界，北宋时那种革新、包容性的气象消失了，保守的气息弥漫在南宋社会，对后面的明朝和清朝又有深远影响。
《浮生明灭：历史深处的宋人》
周琳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2026年6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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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晓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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