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，汉奸陈公博，被枪毙的现场，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：”我有钢笔一支，是兆铭兄所赠，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，为日本天皇所赠，此两物都在我床上，要求随葬”，还没有等狱警回答，身边的法警看不下去了，催促着他赶紧“上路”。
1946年6月3日，清晨的苏州，狮子口监狱内空气潮湿，墙角杂草间还挂着没干透的露珠。对于南京“汪伪政权”的二号人物陈公博而言，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此时的陈公博，身穿一件洗得发灰的囚服，手腕上的镣铐在青石板路上撞击出空洞的节奏。这位曾经位极人臣、风光无限的汉奸，如今在苏州监狱的阴暗角落里蜷缩了许久。临刑前，他表现出一种诡异的镇定。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身后的狱警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的狂热。
“我有钢笔一支，那是兆铭兄（汪精卫）亲手所赠；还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，是日本天皇所赐，”陈公博微微仰着头，仿佛这些东西能为他那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灵魂赎回一丝“尊严”，“这两样宝贝都在我床上，我走后，请务必作为我的随葬品，一道火化。”
狱警愣住了，还没等他回应，身旁的法警早已厌恶至极。在他们眼中，这个曾经高呼“和平运动”实则卖国求荣的卖国贼，直到死前还在贪恋那虚伪的权势与名声。法警冷哼一声，根本没搭理陈公博的“遗愿”，粗暴地催促道：“上路吧！别在这儿废话了！”
还没等陈公博继续他的表演，法警已经不耐烦地将他推向刑场。
陈公博的一生，是一场极致的讽刺。他出身官宦，早年曾为了救父怀揣金条四处奔走，尝尽冷暖；他曾是五四运动时北大红楼里的青年，甚至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与会，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，因怕死而从后门逃离。那段逃离，成了他一生政治立场动摇的缩影。
他投靠汪精卫，成为了伪政权的“肱股之臣”。在南京颐和路公馆里，他坐在紫檀木的麻将桌前，签署着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协议，手中握着的，正是汪精卫所赠的那支派克金笔。他以为那是权力巅峰的勋章，却不知那是一把刺向国家心脏的利刃。
当年他获悉日本投降时，手里的一只茶盏应声落地，粉碎的瓷片映照出他内心彻骨的恐惧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民族大义，而是跪求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，想以出卖情报为筹码，换取一条逃亡日本的生路。
在那架超重的逃亡飞机上，他的小妾将貂皮大衣裹着金条塞满机舱，警报声响彻云霄，仿佛是对他那充满金钱与阴谋的一生发出的最后通牒。
在苏州监狱的日子里，陈公博曾试图在石灰墙上用指甲划下“正”字来计数，每一道痕迹，都是他对抗恐惧的战栗。
行刑前夜，他试图写一首悼念汪精卫的诗，可就在落笔的瞬间，那支他视若珍宝的金笔笔尖突然崩断，墨汁四溅，将“知遇之恩”四个字染成了一团肮脏的污迹，显得分外讽刺。
行刑的那一刻，苏州的天空阴沉沉的。陈公博身体颤抖，在死刑执行书上留下的字迹歪歪扭扭。当法警扣动扳机，子弹从后脑射入，穿过那具承载了无数背叛的躯体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汉奸，最终倒在了一片杂草丛生的泥泞之中。
他的尸体在冰冷的停尸房里足足晾了三天，最后才由家人趁着雨夜，偷偷运到了南京麒麟门外的一处乱葬岗，草草掩埋，连一块墓碑都不敢立。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那支金笔和那枚勋章，并未随他而去，而是被搜查出来，成为了历史陈列馆里冰冷的罪证。
在档案馆陈封的旧纸堆里，后人曾发现了一首陈公博在狱中写下的绝笔诗，墨迹至今还带着模糊的泪痕：“少年曾怀凌云志，老来方知歧路寒。”
这句诗，是他给自己的墓志铭，也是对那个动荡年代所有试图背叛国家、投靠侵略者之人的最深刻警示。历史的法庭从来不会缺席，那支他心心念念的派克金笔，终究没能写下关于他“忠诚”的辩词，反而用那崩断的笔尖，为他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凄凉而耻辱的休止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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